[40]日本战后的制宪活动也在盟军督导下进行，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主导。
[89]参见韩大元，见前注[8]，第68页。翟国强：宪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31日，第A01版。
[87]参见张翔、段沁：中国部门宪法的展开——以环境宪法和经济宪法为例，《人权法学》2022年第3期，第2—3页。[46]参见（日）清水澄：《汉译法律经济辞典》，郭开文、张春涛译，陈介校阅，群益书店1907年版。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域外理论的学术解释力与说服力被不断削弱，实现理论自主成为宪法实践的客观需求。该规程将宪法设为法科必修课目的同时，不再对国法学、国家学做出规定。[27]参见喻中：从‘确认到‘正名：中国百年宪法的内在逻辑，《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第176—177页。
[59]（日）高田早苗：《宪法要义》，张肇桐辑译，文明编译印书局1902年版，第31页。[104]参见（德）汉斯·察赫：《福利社会的欧洲设计：察赫社会法文集》，刘冬梅、杨一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行政处罚是为了保护法益，而承认违法性阻却事由也是为了保护法益，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
此外，从与刑罚的比较视角，以侵益性较小为托词，回避消极的违法性评价，则显得更为荒谬。[62]譬如，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56]同时，在一些地方性行政程序法中也有类似规定。[54]因而，也有学者主张，如许可处分系经原处分机关依法废止者，不论废止之效力是否溯及既往，亦不影响其原作为阻却违法事由之效力。
从我国近年来研究情况来看，补正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为理论界所热衷。[3]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68-69页。
原则上，被害法益系承诺人所享有，承诺人才享有处分权限。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一方面，由于我们早已达成撤销行为可以溯及既往的共识，因而一旦行政许可撤销，之前依照该许可所为之行为，自当无法再藉由该许可而主张违法性阻却。举例而言，正常的驾驶行为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不具有侵益性，因而颁发驾照的行政许可行为，不能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
[8]参见山公行罚决（2019）字第22816号。依所属上级公务员职务命令之行为，不予处罚。第二，行政处罚法所涉领域异常复杂，很多案件需要当场处罚和及时处罚。[46]同时，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1条也规定：依法令之行为，不予处罚。
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秋季卷，第193-194页。该法第15条规定：正当防卫：（1）基于正当防卫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
在类型上，行政处罚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可分为法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两种。[23]它的另外表达是举证义务存于主张之人，不存于否认之人举证义务存于主张肯定事实之人，不存于否定事实之人。
在本案中，如果甲关于容易造成超个人法益损害的评估（必然会发生交通事故）是正确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构成紧急避险呢？这在理论界存有争议。[24]综上，消极的违法性评价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与功利主义违法观保护法益的终极目的是一脉相承的，它不能因为诸如技术上的阻隔、倒退的立法文本等说辞，便在违法性评价中按下不表。现在，违法性阻却事由仅仅只能作为书架上的藏品、学者口中不屑一顾的谈资以及行政相对人满腹牢骚的不解风情。林锡尧：《行政罚之超法定阻却违法事由》，载《中华法学》2009年第13期，第35-36页。积极的违法性评价是要从正面确定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而消极的违法性评价则是要从反面确定是否不具有违法性。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52]Rudolf Rengier, a. a. 0. (Fn. 4), Einleitung Vor §§15,16. Rn, 18. ; Wolfgang Mitsch, a. a. 0. (Fn. 4),§9 Rn. 23f. 转引自林锡尧：《行政罚之超法定阻却违法事由》，载《中华法学》2009年第13期，第42页。因此，以行政处罚侵益性较小否认消极的违法性阻却事由，难以成立。
服从明显错误的行为在本质上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服从行为了，其当然也不可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25]参见李惠宗：《行政罚法之理论与案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8页。
[36]《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农业部2000年6月13日颁布。在形式上，它是与效率对立的价值追求，但二者并非水火不容。
[46]熊樟林编：《中外行政处罚法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4页。即使经过积极的违法性判断之后，已经能够确定相对人行为的确造成了法益损害，同样也并不代表违法性必然成立，因为还有消极的违法性评价。行政相对人主张不具有违法性，则应承担不具有违法性的举证责任。王充：《义务冲突三论》，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第77页。
可见，从行政法上对违法性阻却事由开展检讨，仍有必要。[15]又如，时间更早的全球第一部行政处罚法——奥地利1926年《行政罚法》第6条规定，由紧急状态免责的行为，或者虽然符合行政违法行为之事实构成，但系由法律所要求或允许的行为，不罚。
[53]一般认为，行政许可撤销后导致行政相对人在撤销之前因行政许可所形成的法律关系自始无效，即发生所谓的无效溯及力。这是一个法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公共秩序动荡或者可能发生历史清算而发生改变，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将此类超个人法益置于个人法益之上，被侵害的个人法益也没有必要因此而被牺牲。
因此，行政效率并非偏袒行政主体的效率，它其实是实质正义，保护的是公共利益。[18]参见[美]斯蒂芬·布雷耶：《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44]林锡尧：《行政罚之超法定阻却违法事由》，载《中华法学》2009年第13期，第37页脚注5。参见沈岚：《新生活运动与中国近代的治安处罚法——以妨害风俗类治安处罚的立法演变为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1期，第16页。与此同时，这一立场即使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初期，也并没有遭到否定。[35]蔡震荣、郑善印：《行政罚法逐条释义》，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23页。
超个人法益不存在承诺的违法性阻却问题，譬如，即使农地容许倾倒事业废弃物，仍属法所不许，因维持农地的农用状态系属所有人之状态责任。其次，对于《行政许可法》第69条规定的其他导致行政许可撤销的情形，可以溯及阻却违法事由之效力，理由有三：其一，行政许可之所以能够产生阻却违法的效力，是因为许可本身的正当性基础是合法的国家权力，并相应伴随公民对此类公权行为的信赖。
但是，基于滥用职权、欺骗、贿赂等不当手段取得的资质，并不具有这种正当性基础。[65]（2）被侵害人具有处分权。
因紧急避险或者不可抗力发生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在原因消除后立即离开，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公安边防机关报告。但其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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